第二十届国际大坝会议在北京召开之际，本报记者采访了先后25次参加国际大坝会议及年会的前任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沈崇刚教授。说起中国加入国际大坝委员会组织时，沈老有许多感慨：参加国际大坝会议最重要的是打开一个窗口看看国外情况，同时认识一批专家。
1973年第十一届国际大坝会议在马德里召开。当时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是西班牙人托兰。托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了解，他主动到中国驻瑞典和伊拉克使馆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会议。
那时正值“文革”时期，对外工作还很困难。我们对这个国际会议的性质以及其他情况都不太了解。水利电力部钱正英部长认为参加这个会对我们的技术会有所帮助。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8人代表团。去后，团内有两种见解，一种观点认为，咱们还是少说为佳。另一种观点以驻法大使曾涛为代表，他说，你们应该放开，拿出自己技术水平来，在大会上起一定的作用。
会议期间，我们得到西班牙非常热情的招待。他们专门派人照顾我们，安排我们参观访问。同时还明确表示，国际大坝委员会只承认一个中国，态度非常坚决。
1973年11月底，钱部长邀请托兰来中国访问，其间托兰邀请中国参加国际大坝会议。1974年在雅典召开的第45届执行会议上，我国正式参加国际大坝委员会，成为会员国。中国大坝委员会也成立了，第一任主席是严恺。
中国的大坝有自己的特色，而且数量多得令世界大吃一惊。
国际大坝会议中的大坝是什么概念呢？它规定15米以上的高坝就算。照此标准，我们到各省一统计，一下登记出16000多座，那时全世界其他国家也不过一万六七千座，这等于说中国的大坝占全世界的一半。1958年后，我国掀起了群众性的建坝高潮。当然千军万马齐上阵也有另外的问题，但规模达到这个程度，以前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我们统计的一万六，没有虚报。外国人说，中国不声不响，二十多年竟然建了这么多的坝，而世界却一无所知。
中国一些有特色的小型坝在国际大坝会上公布后，外国评论说，中国建坝还真有特色。
这儿有一组数字：
1949年前，全世界大坝5196座，中国22座。
1982年统计：全世界大坝34798座，中国占53．4％。
1986年统计：全世界大坝36226座，中国为18820座，占52％。
此后，中国建坝速度开始减慢，但质量有所提高，一般来说，全世界每年修建的大坝600—700座，中国300座左右。
我们参加国际大坝会议的观念也有一个质的变化。
开始，我们参加国际大坝会议，一是宣传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建设成绩，二是广交朋友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参加大坝会议加了新的内容。比如，可以跟世界银行接触，可以从大坝委员会中选择专家。二滩水电站建立咨询委员会，其中的一半专家是从大坝委员会请的。请专家还真有收获，本来大坝岩石还要下挖6米，专家考察后说，地基岩石还可以，不用挖了。这样我们节省了很多资金，还学了不少国际合作经验。
今年这次大会在中国召开有其重要原因。目前整个世界大坝建设已走入低潮，如加拿大、巴西等等。唯独中国还在大规模地建坝，而且水平高，坝型多，新技术广泛运用，世界上任何国家在这一点都没法与中国相比。
因此，这次会议竞争主办国，我们只拿出了三峡世界第一大坝进行宣传，说中国三峡工程正处于施工高潮，是观看的最佳时期，就赢得了举办权。
加入该会以来，我们参加了22个专业委员会中的14个，李鄂鼎、沈崇刚、张津生三位专家先后当选为该会副主席。
